联奎书院位于江西井冈山市古城镇，最初是古城乡民集资创办的一所乡塾，因“旧署一、五、六保以接壤联为一区”而得名“联奎”。尽管就历史和规模而言，联奎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并不突出，但它却为古城当地的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在工农革命运动中为古城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见证了在井冈山“安家”决策的形成，以及“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揭开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伟大斗争的序幕，从而使自己由一所普通的地方学府转变为一座神圣的红色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因如此，联奎书院在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井冈山革命遗址”的具体保护项目之一。
传承文化薪火的地方学府
据清代《联奎书院志》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古城地区的谢一麟、文思敬等有识之士为培植当地文风，培养士子，决心集众人之力在古城创建一所书院。经合议，他们认为可以在“旧立名曰‘联奎’的乡塾前后左右增买地基，且多设厢房，以为士子肄业之地，同时将书院和文庙、教学和祀典的功能并而为一，以达到一举两便的效果”。此举得到区内士绅民众的呼应，于是大家捐钱出力，历时三年将乡塾拓建为书院，并沿用“联奎”之名，称“联奎书院”。从此以后，联奎书院成为县内集授学与祭祀、官学与师课并举的地方学府。清末以降，联奎书院顺应时代潮流，开始向现代学校转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士绅谢树森等呈县立案，将联奎书院改建为两等小学校。1916年，书院被改办为国民学校，开设初等班、高等班等。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80年代初，书院又作为古城小学的办学场所而继续发挥文教功能。
整个书院坐东南朝西北，砖木结构，穿斗式梁架，硬山顶砌马头墙，阴阳土瓦屋面，建筑面积约504平方米，占地面积约1599平方米。书院前后共三进院落，其布局是围绕中轴而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和对称关系。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前后依次为门厅、讲堂、文昌宫。主建筑两侧对称置书房，西南曰睿明斋、心得斋；东北曰集义斋、深造斋。主建筑后部为三乐斋、尚义祠和贤劳祠。据史料记载，“三乐斋，奉孔圣牌位于其中，即以为山长憩息之所”，尚义祠“纳捐田主位以祀之”，贤劳祠“纳首事主位以祀之”。可见，书院内部各建筑单体承担着讲学、藏书、祭祀、休息等不同的使用功能，这不仅很好地体现了建造者将书院和文庙、教学和祀典的功能合而为一、一举两便的初衷，还直观地展现了儒家“礼乐相成”思想所强调的井然有序、层次分明、和谐统一等精神，进而使书院本身就成了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活”遗产。
召开古城会议的重要场所
真正令联奎书院焕发出巨大生命力的则是1927年的古城会议。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向湘南转移，试图为工农革命军的休整和发展找到新落脚点。在进入罗霄山脉中段的莲花县后，毛泽东遇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来送信的宋任穷，得到“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毛部可“开到赣西的宁冈去”等意见，并结合之前赣西农民军总指挥王新亚和中共莲花县委负责人朱亦岳等人关于宁冈等地的农军，尤其是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情况的介绍，决定转兵宁冈。抵达三湾后，毛泽东派人与袁文才以及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取得联系，并随后接待了前来接头的龙超清及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向他们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希望同袁文才等人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当即表示欢迎，并建议工农革命军进驻三十里外的宁冈古城。
1927年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开进古城，团部设在联奎书院的文昌宫，毛泽东下榻在书院的后厢房。当晚，毛泽东在文昌宫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会议历时两天，参会人员有前委委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党的活跃分子，宁冈党组织的龙超清、谢汉昌、肖子南等，以及陈慕平，共40多人。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定以井冈山为依托，在湘赣边界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同时还确定了团结和改造袁、王武装的方针。古城会议影响深远，标志着我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逐步转向农村，开启了革命斗争的新时期。在此过程中，联奎书院也在血与火的洗礼下不断注入红色基因，进而蜕变为一座神圣的红色书院。
井冈山的星火燎原是从这儿开始的
古城会议的显著贡献在于最终决定在井冈山“安家”，并在革命军内部初步达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共识。会上，毛泽东先向大家通报了汪泽楷来信的大意，然后让龙超清介绍宁冈和湘赣边界的地理特征、经济条件、政治基础等详情。随后，毛泽东分析了罗霄山脉中段的有利条件，指出其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力量薄弱，且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又有党的组织和很好的群众基础，还有袁、王两支地方武装，有利于开展游击战，进而提出在井冈山落脚的主张。据谭震林回忆，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要作战略性的转变，千百万群众是我们的基础，要以罗霄山脉中段为依托，建立后方，轻装上阵”“中国的形势会有大的转变，广大农村是海洋，我们象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
在此基础上，古城会议还决定创造“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就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三结合形成决议。陈士榘在197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毛泽东在文家市、三湾已提多次提到“三结合”的想法，但之前属于个人意见，而古城会议则是以集体形式做出决议。这就进一步为革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事实上，在秋收起义之后，余洒度、苏先俊等人一直鼓吹继续攻打长沙等中心城市，指责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定是逃跑主义，甚至是上山当“山大王”。而毛泽东则解释说，军事上的进退，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味强调进攻，会导致全军覆没，并认为“军阀能割据，我们为什么不能割据？”他还以《水浒传》为例，指出“历史上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我们要到崇山峻岭中去当红色割据的‘山大王’，‘革命的山大王’。”这两种观点在古城会议上再次交锋，但最后多数人都被毛泽东的精辟论述所折服。因此，古城会议可谓是我党实现第一次伟大战略转移中的关键一步。正如当时与会的何长工后来回忆说：“古城会议是很重要的一撑。井冈山的星火燎原是从这儿开始的。”而联奎书院无疑是最早燃起这一星火的地方。（邵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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